說到衛城出版，一般人可能不太熟悉。但說起衛城的創社作《這就是天堂！我的北韓童年》，以及轟動全球市場的《二十一世紀資本論》，都是出自它手，在台灣面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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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城出版還做了些不一樣的事。如果你是彰化台西鄉的子弟，若看到《南風》，這本耗時超過二十年，用數據和極端寫實的文字，記錄彰化台西鄉如何從一塊「母親之河」孕育的土地，長出舉世聞名的「六輕」，你內心會難掩激動。
如果你住在濁水溪周邊，讀到《濁水溪三百年》，詳細地爬梳了濁水溪三百年來的風貌變遷、歷史衝突，以及對環境的焦慮，你會突然很想到溪邊看看。
又如果，你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遺族，看到《無法送達的遺書》，讀著受難者塵封了半世紀的遺書文字，滿溢著對家人的情感與理想無法實現的不甘心，可能會引起你的共鳴。
這些在市面上很少見的「台灣故事」，都來自衛城出版。
衛城出版總編輯莊瑞琳，人很嬌小，聲音溫柔卻不失堅定。正是她對台灣故事的堅持，一手催生出了衛城。
台灣出版業的反叛者
莊瑞琳自嘲是出版業的反叛者，原因是，在主流出版社，已經無法實踐她的編輯魂。
由於通路的削價競爭、出版商的利潤導向，台灣的書市在二○○○年後，充斥著翻譯書。這些書經過國外的市場檢驗，風險較低、製作成本不高，只需發包翻譯，編輯不需改稿、也不需與作者溝通，好賺又好做。
但，這樣的書市，造成台灣書籍的淺碟化——多少年沒出過台灣本土新作家？多少年沒看過台灣的故事？
「我們能不能恢復編輯和社會對話的能力，而不是一切全看市場，」這個念頭，在莊瑞琳心中不斷燃燒，「出版社要為社會做出共同的遺產，這些東西是無法用暢銷來回答的。」
什麼是「社會共同的遺產」？衛城的定義就是引領社會的議題。「讓比我們小二十歲的人知道，自己活在什麼地方，」莊瑞琳給了答案。
保留小眾，去和大眾溝通
「出版和媒體都是做大眾溝通的工作，」莊瑞琳補充解釋，「不管財稅、憲法、民主、貿易，沒有大家參與討論，那怎麼成長？」就是這種引領議題的野心，讓讀者去看原本不願看或看不懂的東西。
「如果我一直給讀者簡單的書，以後讀者就只會找這些了，」莊瑞琳堅定地說。
《濁水溪三百年》是一個典型的衛城範例，這耗時二十多年、內容偏學術的專書，絕非如《飢餓遊戲》，甫上市就能攻上排行榜。但慢慢累積，竟然也賣到三千本，未來可能每年還有一千本的銷量。
更重要的，是這本書為台灣史的書市，創造了基礎。
莊瑞琳從前在《新新聞》出版的老上司、隸屬同集團的左岸文化出版總編輯黃秀如說，莊瑞琳有無論如何都要保留小眾、困難議題的執著，「像是污染，受害者往往比較窮，沒有發聲管道，她做的就是把這些人的事情記錄下來。長久累積到有一天，不想看，也非看到不可。」
《二十一世紀資本論》是另一個範例。這本磚頭書，充滿了學術名詞和數學模型，居然在台灣賣超過兩萬本。
出版，是為了守護社會
要能夠引領議題，說來簡單，但做起來是無比困難。若非莊瑞琳早在兩年前就在關注財稅議題，且在更早看過了另一位法國學者所寫、財稅相關的社會學專書，她無法辨識出《二十一世紀資本論》的重要性，更無法在《二十一世紀資本論》叩關美國市場、台灣大出版社還在觀望的空檔，大手筆把版權買下。
為了培養出選書的能力，莊瑞琳台大一畢業，就自願去高雄當了兩年半的社會線記者，「長官當時都覺得不可思議，怎麼會有年輕人想要回來跑地方線，」莊瑞琳笑著回憶，「而且還是最辛苦的社會新聞。」
原因就是，莊瑞琳自覺台大畢業的生活圈，無法讓她真正認識社會。這兩年半，天天在派出所和毒販、小偷聊天，才讓莊瑞琳完全從書本的世界走了出來。
(本文經授權，摘錄自天下雜誌第575期，未經同意請勿引用)
